9游会不同年代，茶的功能也不相同9游会，唐人饮茶谈艺术，宋人饮茶重意境，元代饮茶粗犷豪迈，明清讲求修身养性。自古“琴、棋、书、画、诗、酒、茶”则是文人雅士的七件雅事，俗事文化和雅事文化都包含“茶”，由此可见在这雅、俗两个文化层面，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茶文化”泛指与茶相关的文化，包括茶产业、饮茶、品茗、器用、茶事等，其层面除了人文历史哲学，甚至涵盖政治、经济等。以茶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说，自中唐以来，历代茶政与饮茶方式都有相关记载与论述。就经济的层面来说，唐代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因茶风鼎盛，茶的大量生产、促使贸易消费发展迅速。就文学而言，历代文人对茶推崇备至，以茶做为题材，留给后世人许多有关诗、词、书、画、歌、赋、曲等佳作。从自然现象来看，历代茶文化随着制茶工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茶树品种、栽培、制作、加工等。从历史层面而言，自茶的源起，不论茶叶加工、饮茶方式，以及历代茶事记载，均有长足演变。就茶文化与宗教思想层面来说，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主张茶禅一味的佛家，都能与茶文化思想产生共鸣。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茶文化”广义的说法：也即是通过茶事而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关并化成的人文历史累积。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与品茗相关的文人生活体验、仪礼及其审美情趣。如茶艺、茶道、茶礼等。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加上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让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家，百家争鸣，释道儒三家并存，深刻地牵动中国历史进程，也影响茶文化的发展。

　　从历史的演变，可看出各年代有着不同的饮茶文化与审美追求，唐代受陆羽《茶经》影响，品茶谈的是精行俭德，追求的是崇高与朴拙的美学，茶事崭现超然脱俗。宋代斗茶风气盛行，斗茶、行茶令、茶百戏方式多元，千姿百态，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风，品茶讲究技艺。明代散茶的饮用，茶器多元，文人多追求意趣，超然物外。清代茶馆风气大盛，以市民为主的消费形态逐渐成为风气，茶艺发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实。

　　从茶叶史料来看，三国西晋和南北朝可说是中国茶业文化的发迹。此时除了北方主要是上层社会带动饮茶风气之外，南方茶叶生产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由史籍上关于茶的记载，更可清楚地窥其当时茶叶文化和茶业的样貌，如东晋裴渊《广州记》载：酉平（今广东惠阳县西）县出皐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由此可见两广一带已知饮茶，而且也最先利用皐卢来做茶或伴茶饮用。三国时魏张揖的《广雅》中说：“荆、巴蜀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种喝法叫做芼茶，就是所谓的茶粥，源自于荆、巴之间，制作方法是将茶末置于容器之间，以熟汤浇覆，再用葱、姜、橘子杂和为芼羹。

　　由此可见，最早人们煮茶与煮菜汤无异，饮茶以药用和品茗兼具，先烤再捣，茶末加上葱、姜、橘子作调味煮了喝，因此除了煮、饮茶具之外，又增加了炙、捣和浇汤的工具。可见直到唐代以前饮茶器具与食器是相互混用的。所谓“茶食不分，茶酒不分”，茶具与酒器亦通用，饮茶也可以用酒杯或土碗等饮水具这里的制茶和饮茶，称“荆巴”不用巴蜀，表明此时期荆州一代的茶叶生产和技术，已发展到和巴蜀的水平了。西晋以前，国人还是将“茶”视为一种珍贵的饮料，两晋、南北朝年间，随着茶叶的发展，已逐渐成为意味“俭朴”生活的普通饮品了。《晋书》中记载：吾人采茶煮之，曰茗粥。《广陵耆老传》中提到：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每旦至夕，其器不减。这说明晋代街头已出现卖茶水、茶粥等事，这与现今的茶摊相似，南北朝还有提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可说是现今茶馆的雏形。

　　南北朝时期，一开始只有南朝人喝茶，北魏杨衒所撰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写了一段南朝人到北魏首都洛阳住，不吃羊肉不喝羊奶，天天吃炖鲫鱼、喝清茶粥茶的记载。当时在南朝一些逃避现实，崇尚清谈的士大夫，习以“品茶赋诗” ，做为平日生活的消遣，茶在南方已是比屋皆饮的饮品了，此时北方还不重视饮茶，朝中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贵族，仍习以乳酪为浆，不屑饮茶，更将茶视为酪奴。有关北方饮茶可靠的史料记载，见于《秦子》和佐思的《娇女诗》，全诗五十六句，其中几句：吴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鹜翔园林，果下接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事。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佐思在诗中描写的“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一句，细诉两个娇女，对着茶炉炊火急着喝茶的情态，描述得活灵活现。由佐思家中日常的饮茶习惯，可窥见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习惯。

　　从文献史料来看中华茶文化的流变，大致可划分为南北朝以前、唐宋时期以及明清以后三大阶段。茶文化兴起于巴蜀，而后渐东移，往长江下游发展，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心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由此文献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有相当的地位。这与《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于神农有出入，《神农食时经》为何人所作、何人所写，无从查考，相对之下《华阳国志巴志》则较具信服力。

　　古代神农氏茶为药用，西汉以茶为饮，三国以茶为礼，以茶为媒做为情感交流。唐、宋时期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僧人或常民，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唐代以来，就逐渐发展出“以茶迎来，以汤送往”的待客习俗，这种习俗在朝廷、官府和民间各阶层普遍流行。在佛教寺院中，也有僧人发展推广的独特饮茶啜汤礼节，且列入清规中加以规范，不仅有“茶礼”同时也有“汤礼”。

　　唐朝时，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到了宋代，茶、药已成为人们日用之物。北宋刘挚就说：“大率师的弟子贽见之礼，茶、药、纸、笔日用之物，皆从来学校常事。”宋代以茶和汤招待客人已经是很普遍，从宋代佚名者所撰《南窗纪谈》一书中，提到“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风俗上至官府，下至里旅，流行整个社会层面。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说：

　　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宴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

　　说的是客人来时，以茶示礼，迎接客人，客人坐久了可能会疲累伤元气，所以客人欲离去时奉上汤品待客，体贴客人，以示敬意。“点汤”的另一义则是逐客的意思。点汤原为“客辞敬汤”之礼俗，后来被人引用做为文明逐客的手段。

　　究竟茶叶这种物品是什么时候开始兴盛的呢？《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巴蜀等西南小国，曾经将它所生产的茶叶，当作“贡品”送给周武王。这是将茶做为饮料最早的记载，依上述推断距今二千多年，应属西汉时代 。茶为贡品、为祭祀，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做为商品，则是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辞赋家王褒，在公元前 59 年写《僮约》一文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鳌，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思是煎好茶且要备好洁净的茶具，“武扬买荼”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茶叶。提到家僮须在家中煮茶，还须至武阳买茶，这是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从茶史研究观点来看，茶叶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买卖，说明当时饮茶风俗至少已开始在文人阶层流行，可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流行。但《僮约》中前后二处提到茶事：即“烹荼”“买荼”古今有不同的看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炰鳌烹荼”中的烹荼是指苦菜，“武阳买荼”指的才是茶。

　　隋唐时期，饮茶风气已遍及全国。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因喜食肉类和乳制品，茶叶的特性有助奶、肉消化作用，茶叶自然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务，且自奉甚俭，有饮茶习惯，《隋书》中曾记载一怪诞事，一夜隋文帝作噩梦，梦见有一神人将他头骨换了，梦醒后头痛不止，后遇一僧人告知：“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之果然见效。上行下效饮风跟进，继而有力的推动了国饮，茶便成为当时人们竞相采啜的对象。当时还流传茶赞词：“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说的是辛苦钻研孔子的《春秋》竭尽心力去演绎谶书《河图》，冀出人头地，倒不如有许多好茶喝快活。隋文帝无意间带动了全民的饮茶风气，以帝王之尊而嗜茶，普天之下茶不再被视为“酪奴”，隋文帝可说是为茶文化立下大功。

　　9 世纪上半叶，茶已经是人们生活中和米、盐一样的必需品了，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盐铁使王播奏请增加百分之五十茶税时，遭到左拾遗李某上疏反对，理由是：茶为食物，无异盐米，人之所资，远近同俗。可见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已是人类必需品。陆羽《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 52 。从文献来看，茶文化乃兴于唐朝，盛于宋代，融合了中国儒、释，道诸家思想。其形成与唐代的禅学、经济、诗人和贡茶休戚相关。中唐之后，大江南北茶风鼎盛，民间有一说法，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病，由此可见茶风之盛。

　　唐代时期，饮茶步骤相当严谨，这些通过陆羽《茶经》丰富的内容便可看出端倪，随着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存在，唐代的饮茶方式，便可仿佛历历在目了。由于陆羽《茶经》的奠定，远近倾慕，喜好茶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了“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之说，书中总结了古人饮茶的经验，罗列茶的栽种、制作、烹茶、等相关物理性的知识，让茶饮内容更加丰富，因而出现了饮茶知“道”，开拓了饮茶生活的精神领域，加上禅教大兴提倡饮茶，认为饮茶有助提神不寐有助修行，饮茶成了寺庙生活习惯，更加影响到民间，促使唐代饮茶风气大盛，茶文化发展受到肯定。

　　经过隋唐五代的普及洗礼下，加上禅宗的辉煌推动，宋代形成中国式精湛的品茗艺术，有别于煮、煎茶的饮茶方式。宋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饮茶习惯，基本上沿袭自唐代。随着文风盛行，加上《茶经》的推广使得人们对茶知识益加深入广泛，品茶的艺术，经蔡襄的《茶录》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问世，饮茶艺术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器用制作更细致讲究，植茶技术更是精进，文人将茶元素融入书画诗文的创作，饮茶讲究茶品和饮效，沏茶讲求火候和茶具。此时宋代的饮茶文化可说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年代。

　　元代饮茶文化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游牧民族豪迈性格饮茶方式，去除繁琐反璞归真，民间流行饮加料散茶，在茶中加入胡桃、松子、芝麻等物饮用，文人墨客则喜清饮。也因民族粗旷豪迈性格，不喜精致儒雅的茶道，故当时无专精茶书论述。 饮茶文化到了明代的著述论作已相当丰富，对于饮茶有了明确的规范和模式，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团茶，芽叶进贡”，茶制的改变加上茶器的改良，饮用方式随着散茶流行进入新时代，制茶工序更加简易不再繁杂，饮茶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诉求和讲究，由于盛行炒青制茶，茶叶由紧压茶改为条形散茶，不再磨成粉末，烹沏煮茶的方式转变成“沸汤点之”，直接将炒青后的散茶加入壶或盏中沏泡饮用。这种品饮方式不仅简便，而且保留了茶叶的清香味及完整性，更有助于人们对喝茶时直接观茶色、茶形、闻香和尝味。可说是饮茶史的一大创举，也为明代饮茶讲究情趣创造了条件。

　　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记载：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雪兰，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实涤，无秽气。其火候，汤厚实有天合之作。文中可见明人对于茶品、水质、器具、沏泡、火候等相当的讲究。明人常饮茶却不多饮，对饮茶用壶，讲究艺术，常品茶玩壶。喝茶时不喜欢人多，重视情境，推崇小壶饮啜，延续至今，这种泡法今日仍为国人所时尚。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的大小，提倡以小杯小壶品饮还有茶盅的使用，文人重雅趣，建构的饮茶空间讲究雅致，花草、盆景、雅石、茶果等更加丰富了茶事，茶道的文艺复兴更加迅速。因此江南文人、隐士争相追逐，茶风益加鼎盛，茶器具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茶文化、茶器史上居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此时期茶领域更加多采多姿，茶艺文化有了崭新的局面。明代文人讲求趣味人生，追求高雅讲求闲适，可说是茶文化的辉煌年代。

　　唐代是分水岭，皇帝经常赐茶或茶药给大臣，特别是对于请假入觐的官员，以及返乡省亲的大臣，赐给茶药更成形制。有时候也以茶犒赏劳军队，将茶分给将士，以是体恤慰劳之意，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湿暑之气。唐人也常借着致赠茶、药表示奖励、感谢、慰问、虔敬的心意。

　　唐代煮茶与煎茶，是其主要品饮方式。使用茶器多以瓷器为主，有所谓南青北白瓷，“青则茶色绿，白则茶色丹”。 唐代饮茶讲究色彩调和，其审美要求，对后来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1987 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银茶器，对唐代饮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印证。也呼应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二十四种茶具，连晚唐宫廷的饮茶器具几乎都遵照《茶经》的形制和要求。当时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备，大多是镶嵌珍贵的银器，据闻是西安银匠的作品，还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窑特有的秘色瓷，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色泽沉稳、质朴大方，是陆羽视为上品的青瓷茶碗。也证实了陆羽《茶经》中“类玉”、“类银”的比拟，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见的质材。秘色瓷的“千峰翠色”属青瓷体系。法门寺茶器系属唐僖宗所供纳，彩金银色搭配吉祥图案，制作用料与器型设计，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艺水平，唐代的饼茶有方形和圆形，煮饮时，先将饼茶炙烤，待其晾凉后，以茶盏研碾成末，因此茶碾也成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唐代皇室多崭现贵气的鎏金茶器，廖宝秀在故宫茶话一书提到:“法门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均为皇室进奉之物，制作精巧，纹饰线条流畅，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银器作坊‘文思院’高超的工艺技巧，尽管陆羽在《茶经》中主张茶碾以橘木制作者为佳，其次是用梨、桑、桐、柘木为之，然而唐代皇室、贵族、文人却喜爱用金银或玉等制品。”可见当时唐代皇室饮茶多用金属器及稀少的秘色瓷、琉璃茶具，一般常民百姓则使用陶瓷茶碗居多。

　　唐代承袭汉代以降东进南北朝的饮茶文化，陆羽《茶经》的揭橥了唐代饮茶方式，也对茶学、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与宣导，自此，为茶艺类茶道及风雅类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上在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文化影响下，中国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唐代时期饮茶行为，显然已从物质需求提升到艺术文化领域。

　　宋代，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中日趋重要，茶叶产地逐渐扩大，由于宋辽互市，以茶换取粮货，也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饮茶风尚更是盛行，茶叶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宋代经济繁荣，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说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有“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习俗，客人上门时奉上一碗茶，离去时要送上一盏汤，所以如要遣走客人，便可送上汤明示，客人想离去时亦可索汤暗示。

　　宋代饮茶以团茶、片茶（末茶）为主，《宋史食货志》记载：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茶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茶主要产地多以以东南、四川为主。御用茶、龙凤团茶以福建建安所产的最佳。此时期饮茶风气盛行于宫廷中，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皆是喜爱饮茶。宋徽宗先将茶蒸焙再研磨，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再用竹帚回环搅拌成，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以提升茶的风味。日本人将此作法融入茶道，这个使用的竹帚称为茶筅，也即现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从，宋代饮茶时尚一时蔚然成风，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皇帝曾经下诏北苑官焙，制造精品贡茶。宋徽宗对饮茶艺术有其独到见解，著有生产、制茶的《大观茶论》、对于烹制和品质各方面都有较详尽的论述，从而推动了茶宴之风行，使饮茶风俗更加迅速普及于常民。

　　宋代文人雅士流行“分茶”游戏，诗人李清照便是个中高手，所谓“分茶”又称“茶百戏”、“水丹青”或“戏汤”，具体操作的方式是；煮茶时，待茶汤上浮细末如乳，就用箸或匙搅动，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延续了唐代美学，并付诸实践。

　　宋代文人对茶的自然属性即有深入的体认，北宋文学家吴淑在《茶赋》中便提到：“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足见宋人对饮茶的环境很讲究, 要求有楼台、谧室、明窗、曲江、松风竹月等。饮茶人也各有追求，清谈把卷之时，品茗赏饮，与茶品相融相得。饮酒要有酒伴, 品茗亦须茶伴, 酒逢知已，茶遇同趣，若有佳茗而共饮非其人，若是其人而未识真趣，也是扫兴。可见宋人强调品茗不仅注重环境，而且也慎选茶客。欧阳修在《尝新茶呈圣俞》中，也对品茶做了审美描述，他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是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品茶须要“茶新”、“水甘”、“器洁”、“天朗”、“客嘉”五美，这是讲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组合。

　　宋代品茶还有“三不点”法则，对品茶环境有更具体的要求，也就是“泉水不甘不点茶”，“茶具不洁不点茶”，“客人不雅不点茶”。显然宋人点茶已相当讲究。宋代茶饮是以饼茶为主，“末茶点冲法”为饮用方式，需先将饼茶碾磨成末，再用“罗”筛过，呈细茶粉，茶粉放入茶盏中，以汤瓶点注沸水，并用茶筅（帚）将茶粉与沸水快速搅匀，汤成而后啜饮。

　　元代可说是宋到明的过渡时期，因开放西北方茶市，饮茶风气逐渐遍及边疆少数民族，对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将“茶”推广到四大汗国领域，北达俄国，西抵波斯帝国及地中海以东的国家。新疆、西藏、蒙古等游牧民族，对茶也有相当的喜好程度，因饮食习惯喜食肉类，而“茶”有助消食，故将茶视为不可或缺的饮料。元代散曲中的茶礼、茶俗描写，多是沿袭唐宋茶文化而来，元代王祯《农书》云：“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生民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元代茶的生产基本上是沿袭宋制，茶叶加工方法有所改革，茶叶由紧压团茶改为条形散茶。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炒青方式，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艺，大多是民间日常饮用。这应与元代统治者阶级的粗犷豪迈性格，使茶从唐宋时期讲究华丽雅致中，回归自然简朴原始，对中国饮茶风俗与习惯有了不同的思维，在茶文化的发展上可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一种通俗饮茶方式的发展。饮茶方式和文化也随之出现新气象，直接将散茶投入盏中冲泡饮用，这种冲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简易，更能保留茶叶本质不被破坏，保留其清香味，这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大创举，但此时尚未普及。

　　元代外族统治中国不足百年，此时期饮茶，主要是因饮食习惯喜食肉、奶制品茶用来调节生理需求，文化精神层面较少，游牧民族粗旷豪放性格，对于繁琐的茶道不感兴趣，故无产生茶学专书，虽无茶事专书，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皆表现出与元代茶文化相结合的气息，从许多元曲中可看到有关茶文化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多是体现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气息。对于不热衷仕途或无缘为官宦的文人雅士来说，茶不仅带给人们生理上的享受，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元代可说是中国饮茶风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改变国人的饮食结构，让蒙古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对社会经济来说，有了新产业，对汉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文学、艺术、宗教、礼俗，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明代历经唐、宋、元的孕育，在艺术与形式已到达高水平。明清文人注重怡情养性，以闲赏安乐为主，悦心养性、好古敏求、茶人对品茗意境审美涵养，较之唐宋更为讲究，有所谓“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意思是说独自品茶可以体会茶的神韵，二人对饮可进入茶的优美情境，三四人品茶可领会

　　饮茶的乐趣，五六人饮茶，情趣便大打折扣，泛泛而罢了，七八个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算是施舍茶水罢了，对讲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品茶是不宜多人的，人多必然喧闹，品茶的雅趣也会消失殆尽。唐代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云：“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文中刻画出文人的“独品得神”高远境界。在狭小的破柴屋中，尽管贫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怀。人们喜欢喝茶，重视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藉以陶冶性情，这种文化的传承，至今更多人把饮茶当作一种修养生息的生活方式。

　　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变，品茗的仪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对有所变动，除了延续唐宋点茶、斗茶的趣味性之外，更强调茶叶的本质、茶的原始香气，追求的是茶饮的清明之气，相对于茶道精神，在品茗乐趣中，更为提升人格涵养。明代紫砂茶具因饮茶方式采瀹泡法后，更加受到嗜茶者喜爱，带动茶具的推陈出

　　新，其形制和素材，为迎合当时社会所追求的色泽淡雅、朴拙、自然、温润、雅致的优美小品之需要，紫砂壶艺术成为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其造型及纹饰，紫砂壶的发展和演变，由粗趋简、由简趋繁，进而追求反璞归真，可见明代茶饮丰硕的文化写照。因小壶渐呈瀹泡方式，有别于唐宋的盏碗，因而发展出更多不同风潮的茶饮形式、美学。明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之十二谱泉》图中隐士手执白瓷高足杯品茗，旁备煮水单柄壶及三足茶炉，以大型宜兴茶壶冲泡品茗，正印证明代人所谓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茶人、茶事、茶客形成茶道关系，自酌品茗时，主人自己也是茶客，语默动静之际，与自己内心对话，进行人与茶的清明开展。庄子曾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孤独的与天地精神对话，李白在《月下独白》也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由此可见明人是懂得独酌品茗情趣的。

　　以茶入画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艺术中的一大特色，尤其以吴门四家是明代茶画中最具代表性，画作多以茶事活动为题材，追求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在茶画中留下了珍贵的茶事活动。明代罗凛在《茶解煮茶》中如此写道：“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灩潋，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夜坐、煮茗、听涛、云光潋滟，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脱俗，闲来一杯茶的悠然雅趣。

　　明代的礼俗文化中，“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茶性不可移和种茶必下籽引出了“茶礼”，许多少数民族或汉族，有“以茶为聘”的礼俗，婚丧喜庆都也都少不了茶，古人认为茶树不可移植，所以结婚以茶为礼，寓意坚贞，称之“下茶”。明许次纾《茶疏》曰：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今人犹其名礼曰下茶。南中夷人订亲，必不可无，但有多寡，礼失而求诸野，今求之夷矣。茶树只能以种子栽种，无法嫁接移栽，一旦移植就会枯死，婚姻是要求忠贞不渝以及婚后多子多孙，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取其不移置子之意，明代郎英在《七修类稿》中写道：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

　　明代皇室更以焚茶来祭祀祖先，民间香案上，也有供俸茶壶的习俗。明代朱元璋时期便有茶专门祭祀的记载，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记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订制，岁贡止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明代迁都北京后，宜兴和长兴每年都要向北京进贡茶叶，于清明前两天9游会，需进贡二、三十斤茶叶至南京，在清明节当天供奉先殿祭祀时焚化。

　　明代中期，瓷茶壶与紫砂壶崛起，茶杯的色泽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更转向茶壶的追求。入清以后，陶瓷茶具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备受爱好，而有了辉煌的发展年代，所谓“景瓷宜陶”，就是说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器为最佳茶器具，完全改变过去以金银茶具为贵的观点。江苏宜兴一代用五色陶土烧制紫砂茶具，更创新加入斗彩、印花、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清人郑燮亲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壶上题道：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吋水起波涛。 73 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诗句来咏茶器。清代，饮茶风气盛况空前，送礼、交际、庆典、养生都离不开茶，茶在人们生活早已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时期，茶叶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证，更是全球化贸易最贯彻的物质。茶运与国运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连性，当时中国可说是借由茶叶贸易兴盛而起的。此时中国茶饮不但遍及欧洲，更传到美洲新大陆。清代政治因处于封建末期，茶饮习俗具有传承文化发扬历史的特质，更兼具时代性。清代茶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其茶叶冲泡方式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由于品饮方式不断创新，新颖的茶具也陆续涌现，加上茶馆林立作为平民活动的场所，饮茶风气也从贵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品茶摆脱了贵族气息与书卷气，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

　　前面稍微提到品茶方式的不同，下面具体来展开介绍9游会。《茶解品》中说“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要辨别茶滋味须慢慢品啜，而不是一饮而尽，那便失去品茶的意义。明人陆树声在《茶寮记》中煎茶七类提到：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者。品茶本是一种意境，只有茶品、人品相得益彰，才能达到茶人合一的境界。品茶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节奏步调放慢，体现出优雅闲适的生活，品的是心静、是人生，由一杯茶汤中观察叶的沉浮，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浅酌慢品，喝茶的人内心是内敛低调的，越喝越清明，水是沸的心却是静的。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用“佳人”喻“佳茗”，茶性与人品相互呼应、互相彰显，茶人所追求的，与陆羽所强调的精行俭德风范不言而喻。当茶的元素融入了文化、艺术，表达了情感、精神，进入更深的境界，品茶就成了一种生活艺术，我们还是依次来看各个朝代的情况：

　　煮茶法历史源远流长，源自于茶的食用与药用，古代茶的食用以鲜叶或干叶煮成羹汤而饮，通常加盐调味，或是药用以鲜叶或干叶，加入姜、桂枝、橘皮等熬煮，汉代王褒《僮约》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可说明当时是以煮茶法饮用。唐代茶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种。陆羽称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茶叶饮法是为“淹茶”。而他所提倡的“煎茶”用的是饼茶，饼茶须经炙、碾、罗三道工序，将茶饼加工成细末状的颗粒茶末，再进行煎茶，加工精细，饮法考究，其中提到必浑而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意指这种宛若喝药汤的煮茶方式已遭偋弃，改成“细煎慢饮”的方式，目的是使品茗者能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达到澄心静虑畅心怡情的境界。

　　西晋代杜育《荈赋》中有段写道：“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岷江位于中国四川中部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故推测煮茶法应属巴蜀之人，时间应于西汉末年以后。陆羽“茶经”中引用 《荈赋》中“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描述茶煎成时的状态，可见陆羽式煎茶是萌芽于西晋。唐代以前无煮茶专用器具，茶器与食器往往混用，煮茶器具主要有锅、釜、鼎之类。直到唐代以后才有了釜、鍑、铛、铫、风炉、壶、罐、盏、瓢、杓等煮茶专用器具，茶器以青瓷为上。

　　宋人饮茶可说是“饮不厌精，器不厌细”。宋代的点茶流程比唐代煎茶方式更加复杂，包括：炙茶、碾罗、候汤、熁盏、点茶、击拂等有一套程序，饮茶习惯由烹煮改为点注，改用敞口小足、胎壁厚实的茶盏饮用，茶汤色泽为白色。宋代有斗茶，那是具备艺术性、竞技性、娱乐性的评茶活动，它讲究茶质要佳、茶色贵白，茶香贵真、茶味贵甘、茶盏宜黑、泉水宜净宜洁，每道技艺工序都富有艺术的韵味。

　　蔡襄对于“点茶”之法明确地表示：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说的是茶叶与茶汤要适宜，点泡出来的茶汤沫饽才会均匀。点泡时茶末要调匀，添加沸水，环回击拂，沫饽才会出现鲜白色，浮出的泡沫，贴近茶盏时，要没有水痕才是出色的点泡。而斗茶就是点泡比赛，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因崇尚这种击浮起末的饮茶方式，选用的茶盌也就与唐代青瓷不同，而是以建安的黑瓷为上品。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推崇建州窑的兔毫盏，其中便明确指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

　　点茶法可说是古代茶艺的代表，是两宋饮茶的主流形式，曾传播到日本、韩国，日本的抹茶道是宋代煎茶道演进而来，也影响着韩国的茶礼。点茶法源于煎茶法，可说是煎茶法的改革，当代老茶人周渝认为北宋末茶，和日本抹茶道是两个概念，北宋喝法喝的是精华，不要渣滓，日本却要喝渣滓，陆羽讲沫饽是好东西，茶末磨得越细，沫越多，茶越优。周渝在《听周渝说老茶》文中解释并示范点茶说：茶瓶入水要宽，出水嘴要窄，冲力才强劲。点茶过程中手轻筅重，像弹钢琴，指绕腕旋，上下透彻是说打茶汤，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常注常止表里动彻。煎茶法是以鍑、或铛、或铫，待水二沸时下茶末，三沸时煎茶便完成，然后以瓢舀至碗中品茗，是以沸水入茶，点茶法是以沸水点茶，由于水温较低，茶末需较细，中国饮茶向来注重品茶技艺，但最讲究于品茶的则非宋代莫属了，宋代品茶之风大盛，将晚唐的斗茶之风推到极致，因此斗茶也称茗战。

　　宋苏轼在《试院煎茶》歌中写到，蟹眼过后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道出茶饮与潇洒、闲适的生活态度。宋《延福宫曲宴记》详细纪录一场君臣茶事，癸巳日宋徽宗宴请亲王进臣，在延福宫以建安的北院团茶，亲自表演注汤、分茶的技巧。所谓分茶是在点茶过程中，运用注水、茶筅及击拂的技巧，使茶汤表面呈现似文字、似星月、似云朵、似花卉、似飞鸟的图像。宋代点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据说宋徽宗是点茶高手，根据目前史料考证，唯有分茶能够用茶和水做为原料，在茶中形成文字与图像，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极具欣赏和表现张力，有别于一般茶艺表演，分茶可说是当代独树一格的文化遗产。分茶是一种技艺，用沸水冲茶乳幻化成图形或文字，即是分茶。宋代陆树声《茶寮记》中《茶百戏》：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七，别施妙绝，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

　　宋代品茗以点茶方式行之，是一种精致的品茗方式，传世的诗词字画，留下供今人品味玩赏的宋代吃茶法极具玩味想像。以茶会友的礼俗，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宾主之间的交流更加融洽和乐。

　　元人饮茶，历经唐、宋两代高峰，斗茶之风至元代式微，当时兴起叶茶瀹泡的饮茶方式，这种饮茶方式更快速、简洁，因此瓷壶在元代大量出现，盏托、盖碗、茶叶罐、小瓷杯等茶器具的形制逐渐完备。元代可说是饮茶文化的过渡折衷期，虽然历时短暂，但在饮茶史上，也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元代制茶逐渐发展为散茶、末茶为主。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具体记载了元代蒸青散茶的制作工序，书中写道：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覆之，以收火气。这种蒸青散叶的制造工艺，和现代的蒸青绿茶工艺相似。唐、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姜、盐等混煮的习惯，在元代逐渐被人们舍弃，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

　　元代忽思慧（生卒年不详）编撰一部宫廷饮食专书《饮膳正要》，书中可见各种花样的加味茶，如枸杞茶，是以茶末加入枸杞入酥油搅拌调匀；玉磨茶，则以上等紫笋茶五十斤筛筒洗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洗净，入玉磨内一同搅拌和匀，磨之成茶，这是元代宫廷的一种高级酥油茶；另有一种将茶末加入酥油搅拌，以沸水冲泡，称酥签茶。这类饮茶方式，在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过的北方地区流传至今。元代宫廷中盛行奶茶，《饮膳正要》中记载：以牛奶和武夷御茶或湖州贡茶一 同炒成的佐料茶，类似今日的奶茶。蒙古草原人的奶茶以砖茶（团茶）做原料，先将团茶用刀解块，放入石臼中捣碎，以文火在锅中熬煮，到一定程度再放入鲜奶和少量的盐调味，便可舀至碗中饮用。

　　由宋入元，因团饼茶的制作工序成本太高，其加工过程中违背了自然属性，破坏茶质本身的营养价值，因此团饼茶开始式微。宋代北苑团茶是送皇室的贡茶，制作工艺较唐代更加精细得多，从采摘、蒸茶、榨茶、研茶、到制茶、烘焙、工序繁复，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将茶汁榨干，实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

　　另一种通俗饮茶方式，是以散茶冲泡。散茶的制作有蒸青、炒青的工序，是唐代就有的工艺，做为民间日常饮用。元代茶具总体来说并无新的发展，可说是茶器文化发展史的停滞期。当时也有采用点茶法饮用的，更多的是使用沸水直接冲泡。这种直接将散茶以沸水冲泡的方法，渐渐地取代了以饼茶研磨饮用的点茶法和煎茶法。也因此唐宋流行的茶具不再盛行，新的茶具青花瓷跟着出现。

　　元代在游牧征战的世代中，品茗折衷前人经验，兼容并蓄。由于蒙古人的征服统治，元代饮茶文化较无具体出色的形式，史上称为过渡时期，可说是末茶、叶茶兼而有之的年代。元代末茶的茶器大多沿袭宋代，因文献、实物资料均不足以论证饮茶方式，故一般鲜少论及。然元代历史虽短，有关茶的文献亦不足，做为宋代到明代的过渡期，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由于蒙古人统治中国 ， 当时北方人饮茶多出于地理环境和生理需求，文化上对于品茶煮茗之事兴致不大，加上汉人面对家国破碎、异族入侵，亦无心风雅茶事，仅只是通过饮茶表现自己高风亮节的情怀，然而这两股迥异的思维相互碰撞，却促使了饮茶风尚走向简约、日常、反璞归真的方向。原本对茶只是生理物质需求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逐渐接受茶文化的薰陶，蒙古贵族开始崇尚饮茶，也促进了茶业的生产。元代开始出现散茶，其中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多以散茶为主，就此元人的饮茶方式改变了，斗茶之风式微。跟着另一种新的饮茶方式—叶茶瀹泡法出现，由于这种饮茶方式更为简洁便利，易于接受，对于明、清两代饮茶文化有着深大的影响。

　　元代散茶兴起之后，其瀹泡叶茶的简洁便利方法，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明代饮茶方式。明代宫廷甚至罢黜龙团改喝散茶。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改革，“罢造龙团”，改以芽茶入贡，民间从此便以制造散茶为主，这对芽茶制作工艺的精进，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此时明代的饮茶风尚有了划时代的变革。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详细记载了明代散茶的制造过程，其炒青方法，不仅使茶色如翡翠般气味清新宜人，更保留了茶叶的自然特性，也省略的唐宋以来制作饼茶的繁琐工序。明代人尝到了如此天然纯粹的茶香，对饼茶饮法颇不以为然，散茶自然而然地取而代之，自此茶叶的加工方法益加简化，品饮的方式也逐渐精简。现今受大家所喜爱的铁观音、龙井、岩茶等，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此时宋、元的斗茶之风也逐渐衰退，制作工序繁琐的团茶被散茶所取代。饮茶方式从唐的煮茶宋的点茶一路发展下来，至此已改为沸水瀹泡的简易冲泡方式。

　　明代因罢废团茶改变了人们的饮用方式，如今叶茶瀹泡已成为人们饮茶的主流，明人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即谈到：“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况作人手器不洁，火侯失宜，皆能损其香也。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青翠鲜明，方为可爱”说明生晒芽茶在茶瓯中冲泡，可使芽叶舒展、青翠鲜明。这种以茶叶置入茶瓯、以沸水冲泡的方式，称为“撮泡法”，另一种将茶叶放入茶壶内以沸水冲泡称为“壶泡法”，二者皆以沸水瀹泡。壶泡应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的兴起，紫砂壶的形制、砂质特性带动了明代的壶泡茶饮方式。这是明清以来主导性的饮茶方法，延续至今蓬勃依然不减当年。

　　明末清初中国潮、汕一带，掀起了另一不同品饮方式“功夫茶”，品饮多为瀹泡方式、使用器皿十分讲究，潮汕炉（烧水炭炉）、玉书煨（烧水壶）、孟臣壶（泡茶壶）、若琛杯（品饮杯）号称茶室四宝。吴骞在《桃溪客话》中写道：“阳羡名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同价。”功夫茶讲求茶具器皿的精致、以及冲泡流程的仪轨，加上闲适雅致的泡茶态度。有清一代随着福建茶业的移植，福建、潮州的移民，连带地将当地流行的“功夫茶”及“功夫四宝”引入台湾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从此功夫茶饮离开原乡，在各地开枝散叶。

　　清代品茗风俗基本上与明代相似，茶器如“功夫茶饮”的紫砂壶、若琛杯等，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发展，茶叶主要来自于沿海的福州、漳州、泉州一带。品茗讲究茶叶及杯、壶等茶器，承袭了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

　　清代文人雅士品茶玩壶，讲究泡茶技巧，追求品茗意境和情趣，《潮嘉风月记》中说道：功夫茶需用细炭，初沸时，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其茶汤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同时也提到：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泼茶需用小壶为宜。因为小壶密合度高，茶香聚全，壶小搭配的瓯也不宜过大，避免香味涣散。对应传统功夫茶小壶，功夫茶也讲究薄瓷小杯，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功夫茶》中说：“精美小杯，径不及寸，建窑白瓷制者，质薄如纸，色洁如玉，盖不薄则不能起香，不洁则不能衬色。”内壁素净如牙白色的小瓷杯，可将茶汤色泽衬托的更清亮，薄瓷能益使茶的香气更加清扬。清代文人如此爱壶，追逐功夫茶饮，倒也造成“景瓷宜陶”大风潮，景瓷宜陶分别来自江苏省的宜兴紫砂壶，以及江西省景德镇的瓷器，蔚为当时品茗必备用器。清时紫砂茶壶为何风靡品茗爱好者，在《阳羡砂壶图考》序言中如此写到：

　　茗壶为日常必须之品 ，阳羡砂制，端宜瀹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所奇…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二也。历代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每出匠工之手，向鲜文翰可观，乏斯雅趣，三也。

　　阳羡紫砂壶实用而不败味、且韵致怡人、又富雅趣，有此三大特性，可见紫砂壶何以从明至今始终持盛不衰。紫砂壶受到人们的珍视喜爱，就在于它具有与散茶相融的物理特性，不但实用且富于文人喜爱的韵致和雅趣。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饮茶方式的演变也同样带来了茶具的变迁。唐代茶汤以色绿为佳，故推崇越州窑的青色茶器，茶碗与茶汤彼此衬托，相得益彰，越州青瓷碗有侈口、斜壁、浅底等形制，实用重于奢华，乃品赏茶饮之上品。陆羽对茶器的品鉴，主在于是否适宜品茗，映照茶汤的色泽美感是否应衬，着眼的是饮茶的整体美感，包括茶汤的口感与茶具的色调，味觉与视觉的审美统一。

　　文献上对于越窑的记载是：像玉器般瓷色温润类冰，且釉色青绿，能衬出碧绿的茶汤，像大自然般，有如“千峰翠色”。陆羽《茶经》云：碗，越州上，鼎洲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次，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碧，邢不如越三也。陆羽对茶具的审美要求在唐代受到肯定与推崇，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就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羽认为茶器以青瓷为最，青瓷多为青绿色系，天青为上，是为茶色之美而设，越瓷类冰、类玉，在古代温玉冰清象征君子的操守，“越瓷青而茶色碧”强调越瓷对茶色的益衬效果。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也特别喜爱这种青瓷茶具，迳称之为“珠光青瓷”。

　　唐代所尚的烹茶方式是碾末烹煮，茶具主要是瓷壶和瓷碗，茶汤呈淡红色，盛于青瓷茶盌中，相映反衬而成高雅之趣。相对于今日用于品评茶叶优劣的茶碗都采纯白，或许是品鉴的需求，毕竟白瓷是最能呈现茶汤本色的，也或许是因制茶工序的不同，所以呈现不同色泽的茶汤。从《茶经》中得知，唐代制作茶饼技术、存放条件、研磨过程，烹煮茶末的方式，茶汤颜色不可能像今日我们所看到保持青绿的茶汤颜色，而是呈现淡红色，从陆羽说的“邢瓷白而茶色丹”，可见唐代的茶烹煮出来的茶汤颜色是丹红色的。陆羽还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益茶”瓷碗只要是青色的，对于茶汤的颜色都是加分的，这就合乎视觉美感与味觉的统一。陆龟蒙在《茶瓯》诗中也说道：“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圭璧姿说的是圆形越窑碗；烟岚色说的是碗上的青色釉，有如烟岚一般的朦胧美，光参是说碗壁很薄，可透光，碗壁弹之锵锵有清脆声。表现出唐代对色泽如玉的青色十分喜好。

　　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的自传中述及家藏数万卷，官不就任，有田百亩，以尧舜为圣人，勉己勤，更有茶书。因此，他被这般形容，曰：此人，视茶荈，置小园鱼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以为围瓯牺之费。因为喜爱喝茶，以茶租折抵茶水费。蔡襄《茶录》论“茶盏”也谈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 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说的是白色的茶汤沫饽，宜用黑盏来相映为佳。建安地区黑盏能衬出茶色白之美，其坯体厚实，熁之，久热难冷，对茶有保温作用。在形制上，建安茶盏多是弇（歛）口式，底小腹身微宽，斗茶时易搅拌，兼具实用与器用的美感。

　　宋人识茶且善煮茗，提出“瀹茗之乐”，当茶击拂时所生白色汤花，碗面呈现乳花泡沫，以黑盏形成白黑两色对比的衬色。此时青白盏虽不为斗茶行家所用，却是普遍生产，是当时品茗流行用器，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盏托，是典型的茶器。点茶耗费时间较久，所以需要厚实的茶盌，方有保温的效果。唐代视为上品的青瓷、白瓷，于此便不合时宜了。宋代多要求单纯之美，用墨作画，瓷器造形简洁、流畅，瓷器一般多采单色釉，器皿淡雅、内敛，宋代瓷器—“汝”、“钧”“官”、“哥”、“定”窑，其温润色泽，可说是将极简美学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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