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游会1、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如果说曾经沟通东西方的商贾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丝绸之路”的话，那么福安茶叶的传播，则可以称得上是闽东近代的“茶叶之路”。福安市产茶历史可追溯至西晋温麻县治时期。清咸丰、同治年间，“坦洋工夫”红茶脱颖而出，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同时，闽东茶叶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明末清初，福安茶叶融入“海上丝茶之路”和“陆上丝茶之路”大联通，可谓“四海共飘茶叶香，五洲同赏福安茶”，奠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然而因为长期缺乏一个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导致在茶类中缺少竞争力而一度处于衰弱境况。从2006年起，福安市确定挖掘这一历史名茶作为该市茶叶公共品牌，于是经过几年的品牌打造，获得“中华名人茶”、“福建十大名茶”、“中国申奥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加工工艺列入福建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理标志产品——坦洋工夫》也已通过国家标准协会组织的专家论证，这为坦洋工夫现今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内涵深厚的茶礼茶俗。茶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嗜茶的人更是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所以茶文化它更多地体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福安，茶以一种文化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它不仅是解渴的饮料，更是一种厚重的礼仪。大年初一喝“过年茶”，新娘过门喝“新娘茶”，亲人出门喝“出行茶”。福安广泛流行“茶哥米弟”之说，有客来先敬茶后吃饭，生活中称“喝茶”为“食茶”，表示茶似饭食，一日三餐不可无。福安茶与婚姻的关系密切而独特，男子在向女子求婚的聘礼中要插上一枝茶枝，聘礼中带茶枝表示今后家庭兴旺，茶树又是一种独特的植物，茶树开花的时候其茶子还在树上，叫做母子见面，寓意今后儿孙满堂；女子在出嫁的嫁妆中要放入几粒茶子，古有“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复生也。”用茶以寄寓，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从一而终的儒家道德观念，也体现了中国青年男女祈求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

　　3、旅游资源丰富。福安旅游资源丰富，省级风景名胜区白云山风光秀美，其南部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冰臼群是我国低纬度地区保存最多、最好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保存完整的廉村宋代古城堡建筑群、神秘古老的瓜溪“活化石”刺桫椤、古朴奇特的柏柱洋明清古民居、别具风情的溪塔葡萄沟、绚丽多彩的仙岫畲族风情以及闽东苏维埃旧址构成了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4、当地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福安市重视坦洋工夫茶文化的传播与茶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对“中国茶叶之乡”、“坦洋工夫”红茶品牌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致力推动坦洋工夫品牌与中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交流，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借茶文化办旅游、以旅游助茶业发展”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共识，包括茶博物院、乌龙茶都、畲乡茶艺表演队等在内的一批与茶叶相关的景点和节目相继形成，为茶文化旅游创造了条件。近两年来，坦洋村已经投资1000多万元完成主题公园、横楼民宿文化茶博馆等工程的建设，“坦洋工夫”生产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9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提升现代茶产业发展水平六条措施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和主管部门大力挖掘、弘扬茶文化，积极开展茶事、茶艺活动。支持茶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开发推广茶园生态观光游和茶文化体验游。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其他产区的先进经验，不断增强茶产业竞争力。

　　1、高质量茶文化人才较为缺乏。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茶知识，还得掌握旅游知识，做到在旅游服务中能将茶文化融入旅游景点中，茶景相融。当地政府虽然抓住茶文化旅游这个旅游热点来推进福安市旅游业发展，但与之相关的茶文化人才从业素质不够高，相对较为缺乏。福安茶文化旅游的大力推广和稳步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支撑，人才的缺乏导致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程度不高，个性化不强。

　　2、茶文化旅游的开发程度较浅。福安市茶文化旅游多集中于坦洋村，多是对环境资源进行观光式的浅层次开发，缺乏针对深层次内涵式产品的开发，未能在业内打造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茶文化旅游是主题性旅游，但多数茶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没有融入到福安特定的地域文化中，难以展现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观光型的茶文化旅游使得游客走马观花，停留时间短，未能将茶文化传播出去，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对当地旅游产业进行开发。

　　1、借海峡西岸经济区之东风。中国政府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9游会，提供有力政策支撑。自“十一五”规划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获批，为福建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福建的产茶中心，福安借助此次政策东风，吸引外资注入，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各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茶文化、畲族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

　　2、借力福建自贸区，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而福建自贸区则突出对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将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福建与台湾在交流上具有多种优势，主打两张特色“牌”即对台和生态。福建省内交通方便，温福铁路、福厦铁路等多条铁路对福安市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而台湾茶文化发展迅速成熟，通过福建自贸区的建立，加强闽台茶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四）挑战（Threat）多数茶文化旅游资源单体差异不大，旅游资源类别少，造成茶文化旅游系列内各景区景点内容相似，这就决定了茶文化旅游区域间的可替代性，容易导致区域间同质旅游产品的竞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全国各地将出现大量同质性的茶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加剧了茶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福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福建省内其他市而言较为落后，丰富的茶文化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从业人员及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等跟不上旅游业的发展。因此，与北部的浙江、南部的安溪、武夷山等拥有知名品牌的茶叶大省市相比竞争压力较大，茶文化旅游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福安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将茶文化和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属于福安自己的茶文化旅游。加强红茶的品牌建设，借鉴立顿红茶、大红袍、铁观音等国际品牌的经验，树立大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有影响力的福安茶叶品牌。

　　在区域合作上，一方面要加强省内各市茶文化旅游的合作，联动发展，打造茶文化旅游区，共创区域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强省与省之间茶文化旅游的合作，在福建茶文化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打造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在旅游营销方面，可利用网络平台如新浪微博，淘宝以及其他茶叶专门网站等方式宣传茶叶产品和茶文化。同时，通过举办一系列茶文化赛事、活动等措施，加强茶文化旅游的宣传，努力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

　　《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 mǔ 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 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 ‘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 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 ，‘横’指代 ‘亨’，源元同音，‘源’ 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 ‘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历史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 图，楚音读tóu， 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 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 ‘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 ‘土’代表大地‘坤’ ， ‘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九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为“九经”。

　　本文通过对茶文化的角度对茶艺教育的研究对象以及茶文化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最后阐述了茶文化与茶艺教育之间的关系，试图为茶艺教育提供一种更有价值的理念与模式。

　　文化主要包括物质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随着文化的发展进步，文化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形态，而是一套价值体系。茶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茶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代表，以茶叶作为基础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而且许多传统的饮茶习俗还保留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人类对茶文化研究的深入，茶文化也逐渐渗透到现代教育之中，成为一门专业化的教育课程。在关于茶文化研究中，如何组织更科学有效的茶文化体系，构建茶文化的应用领域，是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茶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就呼吁应当将茶文化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茶文化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研究内容，有标准的价值体系。茶艺是茶文化的主要组成内容，随着茶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茶艺教育已经成为茶文化研究的代表内容。随着当前茶艺活动的日渐繁荣，对于茶艺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许多高校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于是开设了茶艺课程。茶艺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茶文化仍是其前提和基础。

　　茶艺教育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目的是更全面地掌握茶文化知识，以满足茶艺活动的各种需求。对于茶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区分。由于茶文化的发展现状，如果要构建出一个统一完善的教育体系是不现实的，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可以构建不同的结构体系，使彼此之间相互补充完善。对于茶艺教育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所培养的是专业型人才，是在科学系统化的知识基础上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主要面向的是社会岗位，因此，只有以专业的茶文化知识作为支撑，茶艺人才的培养也要符合教育规律，要充分明确茶文化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相关性，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演变，最先吸引人们关注的是饮茶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即茶艺。茶艺不仅展现了茶活动的技术性，同时也更倾向于艺术性和思想性，茶艺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审美特性和艺术形态，因此被称之为茶艺。茶艺的方式也十分丰富，无论是民俗生活还是普通饮茶活动都有茶艺的存在，人们在追求思想与精神的净化与升华时也有茶艺，在现代茶叶宣传推广中，茶艺也必不可少。如何推广更为科学的饮茶方式，以及如何在茶艺这种艺术形态中宣传树立茶品牌都成为当前茶文化的研究内容，茶艺是因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岗位，茶艺也成为专业人才就业的领域。茶艺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一，提供了专门的职业与人才，而在他们背后，则是与茶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的科学进步，如果没有茶文化的基础与支撑，茶艺是无法线茶艺专业课程的构成

　　无论是从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茶艺的结构层面来看，茶艺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课程知识结构包括以下几个系列。首先是茶叶学。茶叶学的课程主要可以分为茶叶种植、加工、茶综合利用茶健康等内容。学科主要侧重于茶的应用以及民族体质的提升作用。其次是经营学。主要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研究茶产业的发展经营，主要包括茶叶外贸业务、茶旅游等内容。再次是茶艺学，主要包括茶艺、茶具、茶道、茶俗等内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饮茶的形式、制度和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后是茶史学，主要包括茶文化发展史、茶文学、茶与哲学思想等内容，是从不同的角度学习饮茶文化及相关的文学艺术研究。

　　茶艺教育是具有茶文化特征的专业教育，教育内容与知识结构的研究对象相一致，二者不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具有一定关联性。首先，茶叶学是茶艺教育中的基础内容，也是茶艺课程中的基础内容，主要研究对象是茶叶，只有以茶叶作为科学基础，才能使茶文化得到稳固的发展，茶艺教育才能经得起检验。茶叶也是茶艺教育中最具实物特征的文化代表。茶叶的研究是极具知识性与艺术性的学科。其次，茶史是茶艺课程的主干内容，研究对象是饮茶文化历史。由于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茶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等综合内容，厚重丰富的茶文化内涵，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茶艺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主要以茶的行为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茶艺学是一门综合的实践学科，主要是以茶史为基础背景，利用茶叶这一实物，演绎出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饮茶方式，同时对茶叶的生产经营、经济发展都有较积极的推动作用。茶艺是一门特殊的文化学科，也是体现茶文化的重要形式，从茶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的知识结构与表现形式。最后，茶经营学也是茶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对象是饮茶的经济法则。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密切相关，学生在接受茶艺教育时，不仅要符合发展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获得专业的提升与肯定，并从职业发展中获得经济收入。茶艺教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教养性，因此，将茶文化与茶经营学相融合，使茶文化能够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激发出更鲜活的力量，才能有效促进茶艺的良性发展。

　　茶文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茶文化的渗透，茶艺教育能够与人类的本性更加协调，使人在真善美等方面获得更好的融合发展。茶文化的价值与茶艺目标价值是相一致的，这也使茶艺教育的意义更具典型性。

　　茶艺教育是一门实物教育，是以茶文化为基础，具有求真的价值体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客观物质的求真。茶文化是以茶叶为载体，通过对茶叶的质量鉴别、冲泡技术、品饮方法的学习和研究，对其内在的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以获得其真的价值所在。茶文化的这一价值体现在茶艺教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茶艺作为一种茶文化艺术形态，在教育实践中也要求学生要遵守物质求真的价值观，以获得更真实有效的科学规律，有助于对茶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其次，是对健康的求真。茶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饮品，更有益于人体健康，通过多项科学实验证明，茶叶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茶的养生功能被不断的推崇，使茶成为世界上的健康饮品之一。最后，是对历史文化的求真。文化与历史是相互融合的，文化就是历史，历史也是文化，虽然历史不可重演，但可以通过茶文化延续历史，使茶文化的历史得以还原，从茶文化史中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彩一面。

　　茶文化中有善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至诚为德，尽性是善。在茶文化中，有尽茶之性和尽茶具之性，即再远大的理想也要通过实践而实现，而在实践过程中，要通过至诚来实成人与物的情感连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化虽然是历史的还原与再现，但始终离不开现代人的思想与感觉，茶文化有深厚的茶德精神，从特性到人性，最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这也是善的价值最形象的体现。茶文化不仅是文化的体现，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只有满足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茶习俗，才能与人们的生活意义相符合。同时，通过专业化的茶艺形态，能够促进人们的完善生活，体现人们的价值观，在继承了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更明确了生活的信念，使人们的生活理想超越了生活的人文意义。茶艺教育既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氛围，同时也为社会生活的平和高雅塑造了文化榜样。

　　美是人类的天性，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现，是人类对自由的想象与追求。茶艺中展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正是茶艺之美的体现。茶艺之美是形式与内容美的统一，展示茶艺形式的同时也体现出其内在美。茶艺的形式美主要是由茶、水、器、环境的组成，茶艺的内在美实质上是泡茶的意境之美，茶艺活动体现了一种人与茶相融的意境之美，是最接近生活的艺术表现。茶艺之美主要包括外在美与内在美。外在美主要体现在茶叶、茶具、茶环境、茶技艺之美。内在美是指茶体现出的人格之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提升茶艺的修身养性之乐，实现人与茶的和谐。通过茶艺教育，能够培养学生丰富的人生情感，情顺万物、对应自然等思想情感。茶文化体现了怡情养性的和谐之美，茶文化的美是规范的美，是高洁的美，是自然的修养，是对于人生的无限憧憬与热爱。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在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态。以茶文化为基础和支撑，为茶艺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使茶艺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思想之美得以体现，对于学生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培养有着积极的影响力和价值。

　　[1]王玲.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A].茶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茶文化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7-29.

　　[2]庄晚芳,王家斌.研究茶文化,振兴茶业,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A].茶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茶文化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0-34.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5-226.

　　[5]朱红缨.以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品牌经济发展[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4):18-24.

　　茶源于中国，兴于亚洲，传播于世界，茶的故乡在中国。而茶的原产地在哪里？中华大地上关于茶的原产地有多种说法。西南说有云贵高原的大茶树为凭；西北说取《华阳国志 巴志》及蒙顶山茶文化佐证；巴蜀说为陆羽《茶经》所记；华南说以神农氏在湖南的茶陵为由；江浙说更有考古实物和史事记载。各家所说，自有理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理环境不同，茶又有红、绿、黄、白、青、黑之分，多元说无可厚非，以绿茶而论，江浙说凿凿有据。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探索绿茶之源，揭开了茶文化史上新的一页。

　　1973年发现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遗址上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当时有些自持为稻谷原产地国家的专家，始则怀疑，继之倾倒，至今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出自河姆渡再无异议。而茶的原产地在中国，对境外人士来说，早已认同。但对于茶产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江浙一带、在浙东四明山上，中华茶界人士难免心存疑窦。其实，2004年9月在四川雅安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其论文集首篇已有文章透露，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内有原始茶遗存。

　　原始茶遗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演绎成何种文化形态？发掘整理积淀的茶文化，实施茶文化工程，有待余姚动用大手笔。

　　2008年，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启动绿茶探源活动，邀请全国著名的茶文化专家来到余姚，在紧依河姆渡遗址的四明山上，两次到《茶经》所记的瀑布泉岭考察，并于同年11月底，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导形成了著名的《余姚共识》，共识认定：科学考古，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樟科植物遗存，符合原始茶充饥、解渴和防病的古老饮茶习惯，余姚有原始茶源头。共识又指出，文字记载，由汉仙人丹丘子示余姚人虞洪以大茗，演绎到唐代名茶瀑布仙茗，为中国最早的产茶地之一。

　　《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一书，以《河姆问茶》为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仙茗发新韵》收录《余姚共识》作结，具体地演绎了中国最早的茶类绿茶之源和它的茶文化轨迹。

　　2008年在茶文化史上余姚有两大茶事，事先互不相关，年底回归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桩是专家学者考察绿茶之源，发表《余姚共识》；另一桩是考古发现田螺山遗址有古茶树根。

　　与河姆渡遗址相邻的田螺山遗址，由浙江省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于2004年发掘考古，并请日本金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参与研究，于2008年作出《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结项报告》，同年12月1日《参考消息》发表题为《中日专家发现六千年前茶地遗址》一文，指出“此次发现表明，茶叶可能在更早阶段已被栽培，对探索茶叶起源意义重大”。

　　六千年前余姚有茶地，令人大开眼界。各地茶学、茶文化及考古学专家和相关领导纷纷前往田螺山遗址考察古茶树根原委。

　　2004年上半年，在田螺山遗址1米多深的地下出土了多个块状和干条状的树根，它出土时全部直立，并大于建筑遗址附近。这些植物明显具有人工栽培的特征。日本东北大学铃木三男、金泽大学中村慎一等6位考古教授鉴定，此处6个树根样品均为山茶属树根，鉴定指出：“经过分析木材样本，结果显示均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山

　　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政协原主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枫题词。

　　茶属的树木是人工种植的，其木材结构与栽培茶树一致，这也能够证明这些山茶属木材确为茶树。 ”

　　为进一步证明田螺山出土的树根为茶树，最有力的证据是现代生化检测，树根是否有茶树独有的茶氨酸成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依靠权威部门和专家检测，这些植物树根含茶氨酸，但含量明显少于当代茶树根，当时认为与六千年的年代久远相关。其实是考古检测过程中忽略了一个环节，经考古领队孙国平研究员介绍，茶树根出土后，为防止风化变形，五年来一直浸泡在水中保存。有关茶专家猛然醒悟，茶氨酸极易溶于水中。于是再把茶树根连同浸泡过的水做再次检验。经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茶氨酸的含量明显增多。

　　田螺山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系列，这块四明山北麓的余姚古土，6000年前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

　　从原始茶、古茶树根以来，余姚茶文化在六千年中同样璀璨夺目。茶文化专家形成的《余姚共识》，就是以瀑布仙茗为代表。

　　事情还得从中日交往的一段佳线多年前，日本有一代表团到杭州，他们在品尝和礼赞西湖龙井后，提出可否品尝瀑布仙茗。接待人员心中没底，只得委婉解释，暂无备用，留待下次再品。说来外交无小事。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年代，事后由省供销社通知各县，寻访瀑布仙茗。绿茶主产区余姚有关人士走茶山、访茶农、读方志、查史料，终于在四明山上白水冲，找到日本客人期盼的瀑布仙茗。同期还找到了瀑布仙茗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羊），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 ’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

　　《神异记》作者曾以西汉名士东方朔具名，后人考证为西晋洛阳道士王浮所写。陆羽《茶经》记其事，赐茶给余姚人的是汉仙人丹丘子，把大茗命名为仙茗，并在《茶经 八之出》中指明，“浙东以越州上，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 ”《鲁迅全集 古小说钩沉》也有收录。《浙江省农业志》关于记述浙江茶叶篇章中，首篇就是丹丘子示虞洪、山中有大茗，为浙江茶叶生产最早的记载。

　　这桩汉魏六朝的茶事，按西晋王浮所写计算，也有1700多年历史，与有的地方茶叶产出年代更早相比，别处多为后人所写，并且记的是传说。唐代之前的茶事文献，寥若晨星，即使片言只语，也常作为引经据典的实证。《神异记》所述的余姚茶事，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行动，写得如此具体生动，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在瀑布仙茗原产地的遗址上，2009年4月，宁波市人民政府设立了“瀑布泉岭古茶碑”。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向全国一批“中华文化名茶”和“中国茶文化之乡”名录。根据余姚茶的历史地位，余姚市是第一个被授予两块牌匾的地方。在《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一书中，列出专章，分别记叙了第一个中华文化名茶，第一个中国茶文化之乡。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亲自为该书作序。序言申明：“瀑布仙茗作为绿茶代表，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茶遗址应是其源头，六千年田螺山古茶树根更可

　　作证。在漫长的汉魏六朝岁月中，余姚茶传播到长安、洛阳等地。唐宋以来位列名茶，虽经沉浮，仍名垂千秋，堪称中国第一古名茶，其产地可谓中国绿茶之源。”

　　瀑布仙茗原产地在白水冲大瀑布上端，那里风光秀美，植被苍翠，溪流纵横，云蒸霞蔚，形成独立的小气候，至今还有石骨嶙峋的古茶树遗存，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那里地处北纬30°附近，专家发现全球北纬 30°附近有名山大川、奇山异水,又有金字塔、“空中花园”、河姆渡遗址等奇迹，中国的十大名茶中，西湖龙井、祁门红茶、蒙顶甘露等六只名茶，也处于北纬30°附近。瀑布仙茗出产在有奇迹的土地上，适逢盛世，亮点纷呈。

　　在全国性茶叶参赛评奖中，瀑布仙茗多次获得金奖，被列为浙江省十大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入选中国鼎尖名茶、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礼品茶。瀑布仙茗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优良品质，成为馈送亲友的礼品。它的产品结构已经发展成绿、白、黄三大系列，每个系列又有若干等级，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

　　在历史长河中，名茶由大茗、仙茗到瀑布仙茗，现在正步向更大规模的明州仙茗。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精装本，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枫题写书名，打开书页，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每节文字以名诗作引子，无论浏览还是细读，都会开卷有益。

　　全书文字精益求精，10余万字，数易其稿，文史出版社编审评价全书文笔流畅，文字精悍。又倾余姚市摄影家协会之力，从数千张图片中精选图片入书。从2010年2月着手启动书稿，到2011年10月成新书，上架新华书店。在20个月时间内，撰有形之文于帷幄，事先写无字之书于大地，前前后后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在完成本书的茶文化工程中，值得一写编委会主任叶沛芳先生的书外佳话。出本好书，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而有了钱，不一定能出好书。叶沛芳在筹取资金的同时，更多的精力投放在编辑工作上。他曾任慈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从余姚市的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现任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深谙好书，既是个体脑力劳动的心血结晶，又必须依靠众人智慧，集思广益。他曾说：“这本书如果出了差错，责任由我承担。 ”从讨论全书的编写大纲、文稿修改到照片选定等一系列工作中，叶沛芳主持了13次编委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书稿逐字逐句讨论，文字去掉粉饰，提倡白描，表达真意。在编写过程中，既发扬民主，又高度集中，编委会主任真正履职到位。

　　《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已由浙江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以及天一阁博物馆收藏。大批量书本在社会上流转，并向世人宣告：到目前为止，余姚是人类煮饮“原始茶”最早的地方，也是世界上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方。至少在晋代之前出产的仙茗，为陆羽《茶经》所称颂，《茶经》还赞扬余姚越窑青瓷是全国最好的茶具。当你处在清幽的环境里，伴着幽幽丝竹，品尝神仙赐予的仙茗，可以陶冶身心，领略有滋有味的人生。

　　（一）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国的茶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是由茶叶本身与祖国内地直接的渊源关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及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共同构成的。 据民间传说，茶叶未传入藏区以前（大约公元3－4世纪），藏族的先民已开始饮用加汁的水，这种汁是用一种树木的皮所熬制的。输入茶叶的最早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但在具体时间上，则又众说纷坛。 第一种看法是主《政教史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之说，认为茶叶自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开始传入；第二种看法认为始于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李肇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时与吐蕃赞普著名的对话说明，茶叶当时传入吐蕃的品种不少。 除此而外，这里将藏文文献中有关茶叶来源的一些记载例引如下： “芒松芒赞的儿子都松莽布支龙南木神变之王，生于阴水鸡年，二十九岁去世。他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并有七名武艺高强的人出世。” “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收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末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笔者认为，仅就而言，上述记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杨雄《方言》则说：‘蜀西南人谓茶为?J（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部‘山出好茶’；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E?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菜市。”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木、唐??（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相邻。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k（b6）、?！Ⅶ郑ê呐＃?，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等部少数民族，由于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茗、?F（chuаn）、?J、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尔雅》中说：“??，古茶”；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藏族从古到今。均称茶若“甲”，不少学者认为，此系汉语“??”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⒃?那扎都。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温庭箔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这显然是沿袭了汉地古老的饮茶方法。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随着人们长期饮茶，不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正如《滴露漫录》所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许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经千余年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末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v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部分以四川茶叶作易。“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增设易马市场。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b（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荼马贸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由于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叶在充斥的状况，遭到了僧俗各界的和反对。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印茶入藏。（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竞争能力。（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印度调查茶务。（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印茶诸举搁浅。民间初，云南商人在十分活跃，滇茶在与印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川茶在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压制了印茶在的影响。“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设分号，并与‘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侵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故尔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不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贸易的实质和主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经济上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以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干万斤以上。民间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字、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在川西北地区，集市首数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烟火万家，俯视即见城镇；到了清代县城扩大，偏街小巷约四十道，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揍9游会。松潘所辖地域辽阔，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辛亥革命后商业发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边境藏汉商人与内地物资交流中心，藏汉贸易最大的交易市场”。明嘉靖年间，四川茶引年例为五万道，其中派往松潘茶引为二千引。隆庆年间，川茶引额调整后，松潘一直维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庆年间，行销于松潘等地引额达到一万八干余张，清末为三万六干张。民国时期，随着漳腊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松潘的贸易又得到发展。 “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地区历次发生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均派兵进驻，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因中旬‘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于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入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从明代到民国的数百年间，藏区兴起的贸易集市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增多。这些集市，是由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携手共同创造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参与经营的民族不断增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旅店、饮食、金银器制品和皮革等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川、滇、藏茶马古道的拓展。 民族间经济的交往，交通既是条件，又是保证。唐宋时期，汉藏茶马互市市场主要在西北一带，故唐蕃古道为主要贸易孔道。“内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宁越当拉岭沿乌苏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条为松茂大道，又称西山道、西路，从灌县溯岷江而上，经汉川、茂汉、松潘、南坪，然后辐射甘肃、青海部分藏区。该道前身为湔氐道，秦汉时已通，“唐宋时期，这条西山道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其时，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军等为茶马市场。“宋元时代，曾着力于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间，为确保川西北道路畅通，曾经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从灌县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卫指挥同知余胜组织修治松驿铺桥道，‘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据现在可考，明代松茂驿站共有十个驿站”。自明代茶马贸易中心南移，并实行引岸制度以来，“西山道便是边茶运销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县为中心制造的边茶行销松、理、茂一带，称为‘西路边引’。”除西山道外，另外两条茶道，一条即历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称小路，“从灌县经卧龙翻越巴射小山、牛头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称为小路”；另一条“从威州经理番（今理县）越鹧鸪山到刚金寺再进入牧区，也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从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经名山、雅安、荣经、汶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的江达、昌都至。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历来以滇藏和滇康为主要干线。滇藏线，一是经普洱、景东、丽江、昌都至。另一条是从澜沧、双江、临沧、丽江、昌都到。此外，滇康线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汉区运往藏区集市口岸的茶叶，基本靠人力背运，俗称“脚夫”，均系汉地贫苦农民，有的农闲时才从事茶叶背运，有的是祖祖辈辈操此业，长期在茶马古道上辗转，十分艰辛。西路边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称“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边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条形。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三） 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谓“西番茶”、“乌茶”、“马茶”等，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故颇适藏区市场需要”。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则与腹茶类似，以绿叶制成，价格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边茶少，且耐熬煮，亦为藏族人民所喜爱。“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以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以下七种“（1）芽茶：雅安产，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行销，非贵族、大不购也。（2）砖茶：雅安、荥经均产，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行销康藏各地。（3）金尖：各县均产，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行销康藏各地。（4）金玉：各县均产，每包十八斤，价二元左右，粗细掺合，行销关外各县。（5）小路茶：天全产，纯以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牛厂牧民多饮此。（6）红茶：荥经产，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亦销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无一定标准，零整均售，行销各地”。 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本省藏区和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销往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边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边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于饮食结构特殊，所处自然环境也特殊，故饮茶习俗十分浓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饮食文化和其它习俗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人们早炊的首要任务便是熬茶。藏区泛称早餐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为糌粑；牧区除糌耙外，还有干奶渣，都是与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团吃，边吃边喝茶；或是先在碗内先放糌粑，然后倒上茶，直至舔尽喝足，这种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则先在碗里放上一些干奶渣后，再倒入茶泡奶渣，食尽奶渣。早茶中，茶为主，食为辅，故管早餐称“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无论是吃饭还是平时饮茶，无论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个习惯，可谓不成文的规矩：饮茶时，不能一次饮尽，喝一点，掺一点，再喝再掺，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饮而尽，不然被视为不懂规矩，不礼貌。凡外出，除了带干粮外，茶叶、盐巴和熬茶的饮具必须齐备。 藏区饮茶的花样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清茶：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在锅内掺入适量的冷水后，即放入茶叶，待开锅时，用铜瓢在锅中舀起茶水，高高扬入锅中，反复几次后，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再沸，再扬，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转浓，茶香溢出即可。然后用藤制的圆锥形漏斗将茶叶滤尽，再加盐即成。也有在熬制过程中先加盐的。已熬过的茶叶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时还可继续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尽。 清茶的另一种熬制方法是，熬制茶卤。是在锅中或壶中放入过量三至四倍的茶叶，加长熬制时间，有的为了追尽茶色，加入土制的灰碱或白碱，将茶汁浓缩为卤汁，存放起来，需要时，只需在开水中放入适量卤汁即可。这种方法节省燃料又省事，比较方便。清茶色鲜、可口、清醇，是农牧区家庭常饮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风格突出、营养丰富的饮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浆桶”内，掺入小半“浆捅”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藏语称“甲洛”）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并发出阵阵铿锵有力的“咕都、咕都”声，一般大约提按五六十下，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之后再加清茶，直到“浆桶”装满，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农。现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酱等，如此酥油茶既浓、又香，更为诱人。 （3）奶茶：夏秋季节，在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奶茶最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用藏式茶瓢搅匀后即成，喝时连茶带沫一道饮。另一种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即可饮用。 （4）面茶：这种茶在农区比较普遍。先在锅中放入少许面粉，进行干炒，炒熟后，边掺清茶边用锅铲搅拌，并放上盐，待搅拌均匀、浓度适宜后即可饮用。 （5）油茶：主要在农区流行。将牛油（或肥牛肉）、猪油（肥猪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后放入锅中炸炒，待油熟后，放入少许面粉或糌粑，再掺入清茶并加盐，边掺茶边用锅铲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即成。 （6）甜菜：甜茶在一带比较流行。其茶叶系较为高级的红茶，加奶和糖熬制。本为西方饮料，传入时间不长，最早在上层贵族中饮用。现已在民众中盛行，并已进入市场，城内有专门的甜茶馆接待顾客。 藏族无论喝哪种茶，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藏族对茶具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关于碗的种类和来历，《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的记叙，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但是制作工匠和技术来自内地。书中记载：“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回，并向藏王奏闻出使经过。藏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藏王说：‘如此，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藏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该是以前汉地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应绘鹿在草山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按原料的优劣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据以上资料分析，当时吐蕃请来的汉族工匠极少，故制造出来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贵族使用。 其时，民间的制陶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民间广泛使用的应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头制作的木碗。藏区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艺也简单。木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无盖木碗，这种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种为扣合木碗，是由两个大小相同，形同钵状，一碗口有内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构成。多为外出时使用，打开后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饮茶，携带方便。第三种是将无盖木碗内壁和碗座用银皮镶嵌，既珍贵又精美，有的还配以银质宝盖，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来时以待客用。木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使用。 当今藏族最喜爱的磁碗是内地制作的绘有龙图案的白磁龙碗和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白磁八宝碗。关于藏族喜爱绘有上述图案的碗的历史，《汉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见由来已久。 酥油茶捅是藏族用来打酥油茶的专门用具，是由一个口小腹深的圆柱形小捅和一个带柄的木活塞构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质的，所取木材质地较松软，纤维伸直．直径一般在15＆＃0；25cm之间的小圆木。制作时先对剖，并将中部挖空，然后对合，对合时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类木条作箍，约四至五道。另一种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质桶的直径和高度都比木质桶小，小巧易携带。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铜制，甚至外表全用铜、银包裹。 盛装各类茶的茶罐最古朴的是产于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别致高雅，形似内地古代鼓腰高颈酒壶，罐表雕有简单线条图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后内地工厂仿藏族陶罐式样，生产糖瓷、铝合金茶罐销往藏区，极受欢迎。 藏族十分重视礼节，茶叶在民间礼仪中，常有与哈达相配的用场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哈达和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狡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适，便将茶叶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烟熏之，认为可以驱邪；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茶叶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自然会反映到作为文化的一个视角的文艺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以及作家诗中得到体现。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与茶有关的代表性作品，一个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个则是妇孺皆知的《盐和茶的故事》。盐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之间爱情的悲惨遭遇。他们死后；灵魂相商，“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盐和茶相会吧”。“后来文登巴到羌塘变成了盐湖里的盐，而麦美措却到内地变成了茶树上的茶叶，尽管他们二人灵魂相距很远，但最终相会到人们的茶碗里，每当人们饮茶时，就会想起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 在藏族民间歌谣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举几首，以见端倪：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将茶放在锅力熬／好像空中黑鹫飞／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金黄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带黄帽／头道茶香敬贵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后共饮如意茶。 多么清新、朴实的歌：读了这首歌，关天茶叶的来历、茶的熬制、饮茶待客习俗等就一目了然。 还有描绘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铜丝边边／阵阵香茶浓郁扑鼻／茶灌闪光荷花彩绘／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间谚语中9游会，有关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说话意思明。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越熬越酽，书越读越精。 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 近人贺觉非，民国时期曾任理塘县长，他对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写丁关于康族风情的一些旧体诗，其中有关于茶的诗句。如《南路边茶之消长》中这样写道： 绿叶丛中笑语哗／山头园户一家家／提笼相顾遥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道路络绎负茶过／西出炉关今若何／七碗卢同风雨夜／此行惟见浆桶多／／ 诗中，上阕写川西农户茶园小景，下阕描述了藏区有关茶的所见所闻。 最后，有必要叙及藏区茶叶的种植问题。在历史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印茶还未侵销藏区以前，历代统治者不仅严禁茶叶走私藏区，而且“素禁茶种入藏”，是为有效地发挥边茶的羁縻功能。故藏区无种茶历史。前已叙及，清光绪年间，张荫棠在藏期间，因印茶侵销，严重冲击边茶市场，力主印茶，在其一系列措施中，在藏区试种茶叶为其一举。他在《电陈治藏当议》中提出：“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着手在地区试种各类树木，且育苗植茶；并“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川督赵巽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后因政局鼎革，亦再无人间津。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藏区种茶变为现实。新晨 “（1956年）当时驻守在察隅县的部队，用云南的大叶种和小叶种菜籽在下察隅区日马乡播种，最后竟成活2000多株，这2000多株茶树不仅生长发育良好，而且所结茶籽还繁育了后代。1964年有关部门用这些所采的茶叶制成了红茶、绿茶等7个花色，经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评茶专家审定，认为‘嫩度良好，外形紧结肥壮，香气纯正，滋味浓’，符合优质红绿茶品质标准，从而开创了本土生产茶叶的新纪元……从1971年开始，自治区农牧厅，军区生产部队先后从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等省。调进茶籽10多万公斤，分别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个县试种，虽有一些地区因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脱、波密等县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区”。新茶区的出现，结束了藏区不能种茶、藏族饮茶而不种茶的历史，为藏族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篇章。

　　“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

　　英国人对茶的理解和认知是英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于中国、日本以农业文明作为经济的基础的文化形态，重视商业利益获得的英国人对红茶情有独钟。一方面，英国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的他们的社交活动往往限制在室内，贵族妇女往往借助文化沙龙和茶会结交各阶层的社会人士；另一方面，英国人对茶的理解并非为追去共同的精神境界，而是细细的品茗中追求自我的精神享受，这也符合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商业文明。

　　对比中西方各国茶文化的表现形式，笔者认识到茶对于饮用他们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而言，并非是一种生理层面的必需品，而是一种文化的媒介。正是借助于茶的桥梁作用，中国人从茶中获得了文人雅士的风度和“茶禅一味”的境界，日本人则从茶中收获的“茶道”的精神依归，英国人更是从“英式下午茶”中找寻到了现实生活的伴侣。

　　英国人对于茶的理解也上升到文学的境界，不同于中国文人试图在茶中找寻到精神的慰藉，英国人往往是直接表露对茶的炽爱。这是一种超越了歌颂、赞美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倾诉诗人情感的表现。

　　（2）川红工夫，简称川红，产于四川省宜宾等地，是我国工夫红茶主要品种之。